东西问丨崔勇:中国“南海Ⅰ号”为何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水下考古典范?

(东西问)崔勇:中国“南海Ⅰ号”为何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水下考古典范?中新社广州1月22日电 题:崔勇:中国“南海Ⅰ号”为何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水下考古典范?中新社记

  (东西问)崔勇:中国“南海Ⅰ号”为何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水下考古典范?

  中新社广州1月22日电 题:崔勇:中国“南海Ⅰ号”为何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水下考古典范?

  中新社记者 孙秋霞

  “南海Ⅰ号”遗址发现的南宋古沉船,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文物储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距今有800多年历史。这条沉船从1987年首次发现,到最后完成考古发掘工作,共历时30余年。

  “南海Ⅰ号”整体打捞的成功案例,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走向世界领先的发展历程。目前,“南海Ⅰ号”已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经典案例向全球推广,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界的骄傲。

  “南海Ⅰ号”的发掘和保护背后有哪些故事?对世界水下考古有哪些借鉴意义?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南海Ⅰ号”考古发掘领队崔勇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作出深度解读。

2007年拍摄的“南海Ⅰ号”出水现场。受访者供图
2007年拍摄的“南海Ⅰ号”出水现场。受访者供图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1987年,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在中国南海海域寻找“莱茵堡号”时,意外发现了中国沉船即“南海Ⅰ号”。为何说这条沉船成为中国水下考古工作的起源?

  崔勇: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成立之前,西方海上盗捞者迈克·哈彻在南海海域打捞了一艘名为“哥德马尔森”号的沉船,里面有许多清康熙年间的青花瓷器,他将这些瓷器进行公开拍卖。当时故宫博物院派出两位专家带了3万美元去参加拍卖,但却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整个拍卖过程刺激了中国考古界,并引起了国家重视,让中国下决心成立自己的水下考古机构。

  198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刚好在这个节点上,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与当时的广州救捞局找到一条沉船,一抓斗下去,抓上来247件器物,有金项链、银锭等,这与英国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提供给广州救捞局的清单不一致,当时船上的中方负责人比较敏感,指出这不是他们要找的“莱茵堡号”,并及时制止继续用抓斗取物。这给中国保住了一艘国宝级的沉船,即“南海Ⅰ号”。因此,这条船也成为中国水下考古工作的起源。

2007年拍摄的“南海Ⅰ号”出水现场。受访者供图
2007年拍摄的“南海Ⅰ号”出水现场。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南海Ⅰ号”被发现后,中国为开展水下考古工作做了哪些计划和安排?

  崔勇:当时,国家采取“送出去”和“请进来”两个办法,相继派出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博物馆的青年学者赴荷兰、日本学习水下考古,同时日本水下考古学教授也到中国授课。1989年,国家文物局、国家博物馆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联合举办中国第一期水下考古培训班,在全国挑选11人参加培训,我也参与其中。经过培训,我们掌握了基本的水下考古知识和技术。1990年,国家文物局颁发结业证书,使我们成为中国水下考古队第一批持证人员。

  在此期间,不少国外的打捞公司都希望与中国合作共同打捞“南海Ⅰ号”。1989年11月,中国和日本组成联合调查队,准备对“南海I号”进行一次全面勘察。这段时间海况很差,三天就花了27万元人民币。由于发掘“南海I号”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我们暂时将其搁置,从小的项目开始做。1991年,辽宁绥中三道岗发现一条元代沉船,我们组织了一个队伍在那里做调查,并建立了工作站。中国的水下考古者,从1992年到1997年一直在做这艘船的发掘调查工作,积累了很多水下考古经验。1996年,我们去西沙做了一次沉船发掘工作,积累了远洋调查的经验,同时也证明中国水下考古已经慢慢成熟。

2019年8月,“南海Ⅰ号”考古队工作人员对沉船的出水文物进行脱盐处理。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2019年8月,“南海Ⅰ号”考古队工作人员对沉船的出水文物进行脱盐处理。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2001年,“南海Ⅰ号”发掘工作重新开展,当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崔勇:从学习水下考古到重新对“南海I号”展开发掘工作,我们花了将近10年时间。起初我们依靠GPS定位技术找到“南海Ⅰ号”的准确位置,之后4年做了七八次调查和试掘,发现这条沉船保存得不错,船上货物也很丰富。但“南海Ⅰ号”淤泥很厚,沉船被埋在了淤泥下面。由于能见度差,在这个地方做水下考古相当困难。如果只是把文物打捞上来,对考古研究来说没有任何进步。所以,我提出用整体提取的方法打捞沉船。广州救捞局的工程师吴建成提出用沉箱的方法,刚好能满足整体打捞的需求,试掘工作总算有个突破口。

  当时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可能会损失大量信息。这条沉船已没有强度,整体打捞对沉船船体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真正实施起来发现,最难的是吊放沉箱,沉箱有33米长、14米宽、500多吨重,水下定位非常难,而且放下水后再调整位置几乎不可能,所以必须一次放准,最后真的一下就成功了。为让打捞上来的沉船有地方放,在对“南海Ⅰ号”整体打捞的同时建设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2007年,沉箱被顺利打捞出水并运入该博物馆。

2019年8月拍摄的安置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的“南海I号”。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2019年8月拍摄的安置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的“南海I号”。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据了解,您和团队的实验室可以将采集的考古数据精确到毫米,依托这项技术,你们有哪些新发现?这项技术是否世界领先?

  崔勇:我们将“南海Ⅰ号”放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里,在公众视野下进行考古发掘。另外,还搭建了国内最大的考古实验室发掘平台,采用激光三维扫描、近景摄影测量等最先进的测绘手段,将采集到的考古数据精确到毫米,最大限度把信息保存下来。在没有技术瓶颈的情况下,我们想把事做到极致,“南海Ⅰ号”的发掘比绝大部分的陆地考古都做得精细,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水下考古能做到精确至毫米的测量。

  目前,“南海Ⅰ号”的文物已清理完成,大约超18万件套,包括金、银、铜、铁、锡、陶瓷、漆器、玻璃器等。陆地考古除墓葬外,涉及的地层都是不同年代的叠压,反映的是时间上的纵轴。而通过“南海Ⅰ号”,可以看到同一时段里宋代人生活的横剖面,反映的是时间的横轴。这条沉船相当于把考古的坐标完善了。

  “南海Ⅰ号”其中一个舱的淤土没有陶瓷器,把那块土检测后发现了丝绸蛋白,这意味着“南海Ⅰ号”也运丝绸,但量可能不大。食物方面就更丰富了,“南海Ⅰ号”发现大量装酒的罐子,还有咸鸭蛋、羊头、坚果、杨梅和稻谷,这些如果在水下发掘的话可能都保留不下来。此外,通过各种信息汇聚,这条船的精确年代得以确定,它大致在南宋中期淳熙十年左右,即公元1183年前后沉没。从考古学上来说,要判断一件文物的大致年代,需要参照物,因此能精确到具体年份非常困难。“南海Ⅰ号”上的文物不断建立年代标准,考古的时间轴就出来了。

“南海Ⅰ号”正摄影像图。受访者供图
“南海Ⅰ号”正摄影像图。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南海Ⅰ号”的发掘和保护过程,对世界水下考古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崔勇:“南海Ⅰ号”在这一类的沉船发掘方面是世界领先的。世界上还有其他类型的沉船,比如法国做了一些深海考古,中国现在刚涉足深海1000米。但水下30米内能做到精确整体打捞、精确发掘的沉船,“南海Ⅰ号”是世界第一,也是世界唯一。

  “南海Ⅰ号”整体打捞的方法难以模仿。因为水下考古与陆地考古环境差异非常大,并不是每一个遗址都可以用同一种模式。但这种模式只要条件合适就可以复制,比如淤泥厚度一定得保证能把沉箱压下去。此外,越难于发掘的船保存得越好,越容易发掘的船保存得越差,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国外水下考古没有整体打捞的案例,还可能与国家体制有关,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办大事,国外在制度上不容易复制。

  “南海Ⅰ号”的发掘和保护,更多是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创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海Ⅰ号”作为经典案例进行宣传,主要是推广中国的一种理念和意识。只要理念和意识达到一定高度,剩下的就是技术和经济支撑了。(完)

  受访者简介: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崔勇。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崔勇。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崔勇,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南海Ⅰ号”考古发掘领队。1987年参与接收“南海Ⅰ号”文物,见证中国水下考古从起步、发展、成熟到辉煌的全过程;2010年作为“南澳Ⅰ号”水下考古队领队,组织的“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发掘被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列为2010年“一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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