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寻找“极端”背后的共性 倾听普通人内心汹涌

访谈节目《和陌生人说话》获得豆瓣9.4分陈晓楠:寻找“极端”背后的共性 倾听普通人内心汹涌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实习生 张熹珑从2003年的《冷暖人生》到20

  访谈节目《和陌生人说话》获得豆瓣9.4分

  陈晓楠:寻找“极端”背后的共性 倾听普通人内心汹涌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实习生 张熹珑

  从2003年的《冷暖人生》到2021年的《和陌生人说话》第四季,主持人陈晓楠已经与普通人对话了将近二十年。

  在她眼中,每个普通人都是被时代大浪卷起的一粒沙,每次采访就是一次浪里淘沙的过程。《和陌生人说话》第四季于今年10月开播,陈晓楠接连对话了直播村的带货人、玩偶医生、省钱买房的“抠神”、“刺死霸凌者”的少年、已故明星乔任梁的父母、出逃的“杀猪盘屠夫”……节目里采访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是时代的一个切面,因此激起了不少讨论:这样一档严肃的访谈类节目在播出期间多次登上热搜榜,豆瓣评分也高达9.4分。

  近日,陈晓楠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这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时代,为什么还要“和陌生人说话”?陈晓楠认为,每一个具体的人物就是一个世界,与陌生人对话,也就是与世界对话。

  被一百多封“狱外来信”打动

  2014年,中考前13天,15岁的陈泗瀚因刺死校园霸凌者接到逮捕通知,后因故意伤人罪被判入狱,走上一条与同龄人截然不同的道路。2020年8月,陈泗翰带着一百多封“狱外来信”走出监狱。他的故事出现在本季《和陌生人说话》里,节目播出后,他从新闻中的符号转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之后,陈晓楠更新社交平台动态:“什么能够真正救赎一个人?我觉得,还是爱。”

  羊城晚报:《狱外来信》这一期节目很火爆,播出后续是什么样的?

  陈晓楠:陈泗翰现在在北京的律所里实习,对生活寄予了很大希望。这期节目播出后,我们接到铺天盖地的反馈,都是在鼓励他。我们最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他刚从监狱假释出来,他的律师对他帮助非常大。那时,他和外界沟通的渠道非常少,现在到北京也能稍微开一些眼界。接下来的路,他还得自己摸索,我对他很有信心。他内心非常纯净,虽然看起来很羞涩,但总是淡淡笑着。他在节目中弹吉唱的《幸好我还有我们》非常点题,现场特别像一部残酷的青春电影,他那种干净的少年状态还在。

  羊城晚报:采访了他之后,你有何感受?

  陈晓楠:我采访了他两次,每次约四小时。我们在北京进行第二次采访时,他跟我更熟,也更加打开自己。他的内心很细腻,自己内心的叙述非常丰富和准确,很多细微的感受都表达得非常完整,像诗和散文。他的未来应该会走得很好。再加上有那么多人支持他,他应该蛮高兴的,他的妈妈也很欣慰。

  羊城晚报:他妈妈的欣慰从何而来?

  陈晓楠:现在,大家可能离陈泗翰更近了。他不只是新闻中的符号,还是有血有肉的年轻人。没有青春的少年,现在终于走向社会,变为成年人。这段很特殊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从黑暗中寻找人生光亮的能力,他说自己会带着这股力量走下去。这些东西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才会对他寄予那么大的期望、理解、欣赏,不只是同情。

  羊城晚报:当时有想过这期节目会引发这么大的轰动吗?

  陈晓楠:我还是预料到了,非常喜欢这期节目。选题的时候是比较犹豫的,我们没有必要再去重复一个新闻事件,而是希望挖掘人物背后更多的人性,以及呈现好的故事品相。讨论很久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了故事中特别打动人的侧面——就是他和同学之间这一百多封信,我当时就觉得这事能成了。

  他刚假释出来的时候有过一轮新闻报道。我们发现了一百多封信,这些字体稚嫩的信贯穿了他和同学的青春和成长:中考、高考、上大学、走上社会、新朋友、新事物……写信的同学和陈泗翰走向了不同轨道,但信件让他们的情感紧紧扣在一起。看到信的照片,我一下就被戳到了,这个侧面能把人物打开得更多更深,还能跟更普遍的人群共情。除了霸凌,可能很多人也遇到过非常真挚的友谊,遇到过掉入深坑中被众人拉上来的感觉,以及你自己奋力往上爬回到人生轨道的感觉。它最终能被多少人看到,我无法预期,但我当时有非常大的信心——只要点开看这个片子,就一定会被深深触动。

  从个体身上挖掘时代话题

  2017年,《和陌生人说话》第一季开播。播到第四季,节目的豆瓣评分均达到9.3分以上。陈晓楠和她的团队着迷于从个体身上挖掘出时代话题,他们希望能用30分钟的时间为观众打开一扇认识世界、认识时代的窗户。

  羊城晚报:为什么要做《和陌生人说话》?

  陈晓楠:我们团队对于做深度的人物故事非常痴迷。一个真实的人,只要你挖得足够深,呈现出来的就是全世界;把这些故事拼接起来,就是对完整世界的描述。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特别稀松平常的故事可能没有办法让大家注意到。所以我们肯定要从故事的戏剧性里挖掘出能共情的内容,继而深挖故事得以生长的“土壤”——即它反映的时代话题;再往深处挖,就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出现的普遍人性。几个层次挖进去,故事就有价值了。我们如果想占用观众30分钟的时间,就需要提供一个能打开他们认知和心理边界的故事,让他们通过这个人的故事来认识时代、周遭世界,然后再认识人、人生和人性。

  羊城晚报:每一季的节目都有一个口号,有哪些指涉吗?

  陈晓楠:万变不离其宗,口号指向我们要做的事。比如第一季的口号叫“连接孤独的陌生人”,每个人都是单独来、单独走的,既然生而孤独,就让我们孤独在一起。有一季讲的是离奇与理解、他人和自己的关系,我也很喜欢。我们现在仍然在做这件事,比如本季的“直播村”故事,刚看到这条街的时候会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他们用异乎寻常的手段在镜头前展现自己,但他们离奇和出位背后仍然是对家庭的担当、对孩子的责任、对亲人的感情。

  羊城晚报:如何理解本季的口号是“越平静,越汹涌”?

  陈晓楠:也可以倒着说“越汹涌,越平静”。越是在极致而汹涌的故事里,我们越要用一种白描的、不下结论的、克制的风格去对待。对于“越平静,越汹涌”,就像你走在大街上看到所有人的神情,也许并不是多么歇斯底里、欢欣鼓舞,但是你可以想象到,每个人在这个时代接受那么多的挑战和异变,我们内心的弹性会被撑得更大,每个人都怀揣了非常极致的人生故事。我们想听到他们内心的波涛汹涌,而将其用一种平静的方式讲述出来时,或许可以更加真实,也更有余味。

  普通人应该被关注和倾听

  误入杀猪盘后偷取受害者名单成功逃脱的“狗推”、被杀猪盘坑又成功复仇的女孩、挣扎在贫困线上的PUA“大师”……在陈晓楠看来,这些被访者的故事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曲折而精彩,但离奇经历的背后仍然是共通的人性。她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不带偏见地看待世界,“人人都不是怪物,人人都不是纯粹的恶人或好人”。她也教导自己的孩子要有同理心,多从他人的视角去思考。

  羊城晚报:很多网友认为节目选择的采访对象都是少数派群体,可不可以理解成“和陌生人说话”就是“和少数派群体说话”呢?

  陈晓楠:我不这么认为,他们并不是少数派。普通人可能很少被拿到公众平台上去讲述,但是他们绝对不是少数。普通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体,是应该被关注和倾听的,明星反而是少数派。我们做节目前会分析故事和我有没有关系,比如“PUA”的故事,非常多人学PUA,也有很多人中招;“抠女”那期节目,虽然看似离奇,但她背后有一群人,折射的是我们对于消费观的讨论。

  羊城晚报:节目是否在寻找“极端”故事背后的人的共性?

  陈晓楠:这也是“离奇背后是理解”的含义。这个时代,我们习惯了快速贴标签,大家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好像迅速归类才安全。但人性是多棱镜,是复杂的。我们为什么做“杀猪盘”的故事,因为有很多女青年被一个懂得“理解”你、“倾听”你的人三言两语哄到坠入爱河,这是时代的病。离奇故事只是入口,背后是理解——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怪物,没有那么多标签和脸谱化的人。

  羊城晚报:一些弹幕的发言依然对采访对象充满偏见,您如何看待这种不理解呢?

  陈晓楠:尽我们的努力,多一分理解是一分,但不可能改变全世界。很多发弹幕的人也不一定真是不理解,可能只是用了一种简单化的表达凑个热闹。哪怕我多让一两个人停下来看了全片,就算尽到了我们的努力。事实上,我们看到了非常多超出预期的理解,让我觉得做这件事依然是有价值的。

  羊城晚报:很多人很喜欢你能够始终不带偏见地去理解这个世界,你认同这一点吗?

  陈晓楠:人本来就应该平等看待这个世界。但不带偏见也是一种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就是独立思考。我很享受采访的过程,那一刻,我既是他又是我。我跳到他的生命的河流里,会化身为他去想这个事。但与此同时,我又还是我,会从第三方的视角问一些外界不理解的东西。这种跳进跳出其实是一个很愉悦的过程。

  羊城晚报:所以你对采访的成品也是有信心的。

  陈晓楠:是的,有信心。观众看20分钟节目,一定不会觉得浪费时间。但我确实没有信心做到每期节目都能让人点开。一些节目的流量大、震动大;一些节目后期反响很大。我在凤凰卫视做的好多节目,到现在会突然被网友翻出来。这些节目的作品感比较强,我就等着涓涓细流慢慢流淌过很多人。

  选题需要等待和运气

  《和陌生人说话》每期节目制作需要经历多个环节:选题调研、确定采访对象、沟通细节……少则几天,多则半年,这个过程充斥着等待和运气,陈晓楠将其比作“播种不知道是否会发芽的种子”。陈晓楠提到,接触采访对象不能急功近利,达成信任是前期最重要的环节,“比起‘做节目的人’,对话者更需要一个愿意倾听他讲故事的人”。

  羊城晚报:这档节目的选题以及策划过程是怎么样的?

  陈晓楠:我们从各个角度来找选题,不放弃任何可能性。我们会关注像陈泗翰这样的新闻热点人物,但不会因为他是热点就去做,要看热点之外是否还有可挖掘的空间,人物的故事是否有足够的厚度,或是话题是否足够有意思。比如说“杀猪盘”的故事,一个女孩被骗后,为了尊严而复仇。这个话题我们盯了很久,等它足够丰满后才做。因为我们要找个体故事来承担话题,所以难度就特别大,也要靠运气。

  羊城晚报:寻找这类故事的过程有多难?

  陈晓楠:非常难,要放长线。像我们曾经做的“老年人的性与爱”,足足等了半年多的时间才决定要拍。还有陈泗翰,他一开始并不特别积极要接受采访,我们不能强求他,便等待了小半年时间,慢慢接触取得了他的信任,让他明白了我们的意思。我们需要他们真正有意愿出现在镜头前,而这必须做非常多的前期工作。

  羊城晚报:大概会做哪些前期工作?

  陈晓楠:最主要的是和他沟通清楚。节目想要做什么?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要采访你的故事?怎么理解你?故事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会给他看很多之前的节目。诚意可能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在镜头前酣畅又真诚地表达,关照彼此的内心,获得治愈。

  采访需“忘记自己的存在”

  陈晓楠将每次与采访对象对话形容为两人携手建造“超时空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她沉浸于被访者的人生路径中,并享受“我既是我,也是他”的美妙过程。面对网友将她与陈鲁豫、易立竞的访谈节目进行比较,她并不在意,认为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只有当“我就是我”的时候,才能把自己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

  羊城晚报:在您的采访生涯中,动情落泪的情况多吗?

  陈晓楠:(落泪)最严重的一次是报道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其他采访,我可能经常会眼前一热。年轻时,我还会在意记者不应该动情,但后来发现,我做的不是一个记者的工作,而是跟他交谈。在这个过程里,我必须要把职业身份的杂念抛掉,然后把自己扔到故事里。在和一个人物交流之前,我会把他的故事吃透,不带提纲问问题,而是信任自己的下意识反应。当我进去了就顾不了这么多,但也不会非常失控,毕竟经历过职业训练。

  羊城晚报:很多观众反映看《和陌生人说话》时经常会眼泛泪光、情绪激动。当你面对面采访时,这种感觉应该更强烈吧?

  陈晓楠:非常强烈。面对面采访时,我愿意把自己和采访对象的两把椅子拉得很近,有时候聊着聊着,不由自主地变成身体往前倾。

  羊城晚报:从之前控制形象到现在游刃有余地释放,这算是一种成长吗?

  陈晓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修行,我这二十年差不多就在做这一件事。我最大的心得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所有的武器只能是你的倾听和问题。我年轻时会犯这种错误,对方讲一段话很好却没录上,我让他再讲一遍,他无论如何也讲不出来之前的效果。人的思维流都是稍纵即逝的,他无法还原自己。所以,你要抓住两人之间稍纵即逝的化学反应。这个过程也挺玄妙的,只有做减法,清除心中杂念,与对方浑然一体时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羊城晚报:指望严肃的访谈类节目出圈,达到像娱乐综艺节目那种持续的话题热度,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陈晓楠:我自己对于目前的成绩还是挺满意的,因为这类节目现在已经不多了。我们做的“精神暴力”“老年人的性与爱”“PUA”等话题节目的流量都非常好。我们也会更加努力,严肃访谈的流量起点比明星节目低,必须把它做得足够好。

  羊城晚报:一直以来,您坚持做严肃访谈类节目的野心或理想是什么呢?

  陈晓楠:我没有远大的理想,但我把每个作品都当作最后一个作品来做——哪怕职业生涯到此刻就结束,也没有任何遗憾。做陌生人的故事给我带来的成就感大于其他任何东西,很稀有、很难。

  羊城晚报:比起同样做访谈节目的易立竞、陈鲁豫,你好像不常碰娱乐圈的选题,有什么原因吗?

  陈晓楠:遇到合适的节目我也会参加,不过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法门。我也有短板,不具备把所有明星都采访好的能力。当然,我也采过易烊千玺、毛不易,这和我采访普通人没有区别,都是慢慢谈人生。如果我能够成功地谈下来,那我就贡献了他的一个侧面。我记得对毛不易的采访节目一帧没剪,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不多见的。

  羊城晚报:做了二十年关于普通人的访谈节目,你对普通人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陈晓楠:没有什么变化。普通人和时代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每个人都是大时代的大浪里卷起的一粒沙,每个人身上都有巨大的时代烙印。人的心理结构没有改变,只是表现形式变了,遇到了新的变种问题来挑战人性。而我们在这些变异话题里寻找不变的东西,那些东西让人成为人而不是动物。

  羊城晚报:如果让陈晓楠对话陈晓楠,你最想问自己什么?

  陈晓楠:今天开心了吗?每天开心了吗?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能每天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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